罗伯特·卡普兰:美国达尔文式的民族主义

原创 2017-08-26 李玥 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作为优秀的地缘政治学家,罗伯特·卡普兰一直以其犀利的分析和独特的视野让人耳目一新。在最近刊登于《国家利益》杂志的文章《美国达尔文式的民族主义》中,他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选择提供了建议。他指出,由于美国实力的消退,当下世界秩序正在逐渐走出美国主导的帝国政治,而向权力平衡主导的国际政治回归。与之相对应,由帝国推动的意识形态政治也在退却,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出现民族主义回归的现象,以便通过退回到自身的文明基础,来寻找新的国家认同。

卡普兰将这一新的政治情势,类比为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新自然状态,并认为在这种情势之下,美国要么借鉴欧洲近代早期的政治经验,实行去道德化的实力政治,要么就调整威尔逊主义的道德强度,通过在全球推广公民社会来继续推行理念主义外交。卡普兰认为,由于美国独特的地缘优势,美国不能复制中俄赤裸裸的实力政治逻辑,而必须凭靠理念主义凝聚其全球盟友网络,如果不这样做,就有可能在地缘政治中处于劣势,并且不仅在全球丧失道德号召力,而且也使得美国政治进一步走向分裂。

【注:正文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后帝国时代与民族主义

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都正在丧失,或者已经丧失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精神目的。这点在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制度中得到体现,它们不再具备共产主义的气质,其合法性建立在种族中心主义和它们与自己的国民达成的焦躁的经济契约之上。但甚至是美国的道德目标也在减少。美国人是否愿意继续维护欧洲和亚洲的自由秩序——正如他们在过去70年所做的那样——现在变得愈发可疑。虽然美国的民主制度蓬勃发展,并在印刷时代(print-and-typewriter age)成为世界的光辉典范,但这种辉煌是否能延续到数字时代(digital-and-video era)仍是一个未知数。确实如此,在当下时代,美国的民主制度与其说是一种激励,毋宁说是一个空中楼阁。国会见证了自十九世纪拓荒时代以来不为人知的党派分歧。而现在的总统在任何意义上,都缺少过去所有的现代总统所拥有的端庄体统,有钱阶级操控华盛顿的行动,这一制度在过去几十年不断地成熟但也饱受争议。尽管有饱受指摘、被政策驱动的官僚精英的默默奉献,美国越来越不像一个 “山巅之城”。在这所有方面,我们需要记住的是,美国人怎样看待自己没有别人怎样看待他们重要。

比较是所有严肃学术研究的起点,很明显,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区别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有着尖锐的意识形态和哲学方面的对立。当然,我们也没有变得和彼此完全一样。美国总统权力受到的法律限制与俄罗斯政权的肆意蹂躏(或中国政权)【译注:此处有删减】之间依然存在巨大差异,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三个大国中都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受到伟大而冲突的理想的激励。分歧不再是生存意义上的,美国、英国和欧洲某些政治阶层对俄罗斯不同寻常的同情是其表现。

这三个国家正一步步地回归到他们各自的文明基础上来,他们的民族主义仅仅是自身文化的力量和缺陷的集中表现。中国的制度【译注:此处翻译用词有改动】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儒家伦理内在地对秩序和等级的尊重。【译注:此处有删改】。纵观历史,俄罗斯的寒冷气候,无与伦比的广袤疆土以及难以防守的边界使得独裁统治和一触即发的混乱比自由民主制度更顺理成章,因此,正如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写道,在俄罗斯人眼里,自由本身就像是一种“堕落”。鲍利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统治下的20世纪90年代可以看作是民主制度下准无政府主义的实验。至于美国,它重新发现了由于城市精英的威尔逊冲动,而被埋葬数载的处在边缘的杰克逊根基。如果美国人受到直接的威胁和挑衅,他们将与对方决一死战,但维护跨洋的民主秩序可能最终变成一项抽象而代价高昂的事业。

总统竞选循环往复,如果三个州内的选票被稍微重新分配一下,唐纳德·特朗普就不会成为总统。然而,非常明显的是,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历经15年之久的战争之后,美国建立在崇高的目标之上的准帝国事业宣告破产。2016年11月大选的前几年就显现了这种苗头,当时的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一位怀抱世界主义信念的理想主义者,不仅拒绝干预叙利亚,而且只对利比亚进行空中打击。2011年美国在叙利亚结束了冷战后的干涉主义时期,这一时期开始于1989年的巴拿马,在中东和巴尔干得到发展。由此可见,特朗普虽然标新立异,却在此方面实现了政策的一贯性。

美国不再是曾经的山巅之城,甚至可能不再是自由世界的维护者,而是像俄国和中国一样变得越来越像自己。。我们应该承认,美国的理想主义最初是地理空间的恩赐,而恰恰因为技术的快速发展,这种理想主义不断收缩。已故的英国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基根(John Keegan)写道,大不列颠王国和美国能够赢得自由只是因为,作为事实上的岛屿国家,海洋使得他们可以“抵御自由的敌人。”但世界越小,危险越大,因此美国民众也将变成更为冷酷的实用主义者。当然,二十一世纪音频社交媒体使得整个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因此,来自国外人道主义者的呐喊可能会引发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军事反应。但从此以后,只有当国家利益受损,美国才会出面干涉。这也是为什么人权团体和他们的媒体朋友总是热切地回忆美国在前南斯拉夫主导的干涉活动——此次干涉规模庞大且在他们眼中与国家利益无涉——而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人权团体比大多数人都更了解关于美国历史和思想状况的基本事实——那就是其他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残酷的权力政治,而从优越地理条件和理想主义中孕育的美国,没有了这两者将什么都不是。其他国家可能仅仅代表自己利益,但美国必须在某种合理限度内,代表或至少希冀代表人道和全人类的利益。但最重要的是,美国如何维持“不作为”和“用力过度”。这两种极端之间的张力。如果美国真的决定不再将自身利益与世界利益相统一,那么美国权力的声誉将开始瓦解,而其他国家并不会这样。这正是为什么美国二战后在亚洲和欧洲建立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标志着美国经验的巅峰时期。虽然扩张的世界秩序可能超出美国的掌控能力,但放弃掌控势必导致美国的衰落。尽管清晰界定的国家利益将因为对其他国家核心利益的尊重导向和平,但如果没有共同的价值,盟军体系将很难维持,而正是这种价值,构成我们战略优势的一部分。

后帝国时代与自然状态的回归

这都将对国防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世界历史的标准下,如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十分正常的。历史见证了众多无原则的权力斗争,即使过去的75年也只是这一现象的畸变。我们又回到了自然状态,在其中为领土发动的战争和去道德立场的战斗内在于人类的DNA之中。确实,美国自身也开始抛弃自己的价值(这同样也是普世的)。这使得美国在与其他大国相比时,出现明显的劣势,由于这些国家完全不同的历史和地理经验,美国人所拥护的价值从未被放在首位。

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暴力是世之常态,人们的生活“肮脏、野蛮且短暂。”英国已故历史学家艾伦·约翰·玻西瓦尔·泰勒(A.J.P. Taylor)指出,虽然人们从未真正生活在这样一个自然的状态中,但“欧洲列强一直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欧洲的和平完全归因于“权力的平衡”。因此,当世界不存在原则时,就只有权力的平衡状态或者自然状态。我们愈发被这个没有原则的世界所界定:乌托邦或者理想主义(列宁主义和威尔逊主义)运动,要么被证明已经失败,要么在被抛弃的过程中。在美国,威尔逊主义已经成为精英文化的一部分,而在某种意义上的野蛮人破坏了这种精致、文明却脆弱的文化——这是十四世纪晚期伊本·哈尔敦理论(Ibn Khaldun’s theory)的重现,先进的定居文明被落后的部落游牧文明不断取代,但最终还是回到了它的轨道。

但精英文化可能阻碍了我们的发展,精英并不是国家民主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尽管有种种缺陷,但在威尔逊主义的指导下的美国精英仍然为世界做出来无与伦比的贡献。不论美国精英阶层是否能在2016年大选的失利中重整旗鼓,这一事实不会改变——得益于军事、通讯技术的发展,美国和俄罗斯、中国的竞争逐渐显现出与中早期、早期欧洲诸国争夺霸权的相似之处,而维护和平局面——如果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话——只能依赖于在有限空间内力量角逐的平衡。这样看来,地理条件展现了其双面性,一方面,地理条件影响了霸权大国的历史特性,但另一方面他们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缩短,因此,当今世界权力角逐的最好类比就是过去几个世纪的欧洲——在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和其他各种“主义”出现之前。

欧洲近代早期的权力平衡实践

近代早期欧洲最大的政治变动是1618–1648的三十年战争。如果按照当时欧洲人口的比例,这场战争的死亡人数远远超出超过了二战五千万的数目。正如耶鲁大学的Charles Hill所写的那样,不重蹈覆辙的决心使得人们就权力平衡达成共识,在这种平衡中,世俗的利己主义将取代中世纪的宗教斗争。换句话说,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空间里谋求和平,意味着牺牲个人的理念而采用冷酷的实用主义,这一点与新官僚国家和其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相关。这是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世界。也许没有谁能比红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更理解这种现象,他公开支持法国天主教和北欧新教结盟,共同反对南部哈布斯堡王朝的天主教教友,这就是用国家理由压倒道德准则的代表。不过,这种去道德的权力平衡并不完善。当时代变迁,不同力量的结盟会使得战争继续。在十八世纪中叶,法国波旁王朝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联合起来反对普鲁士和大不列颠,其直接结果就是“七年战争”。正是在这一时期,俄罗斯真正成为欧洲大陆的一股强劲的军事力量。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和德国联邦政府利用奥地利封锁俄罗斯。二十世纪初,法国、英国和俄罗斯与德国、奥地利敌对,这一直持续到1945年希特勒创造他自己的“瓦格纳末世”。从那以后,只有帝国不断扩张才能保持和平。

帝国迅速以美国和苏联的霸权形式展现,他们建立在高尚理念之上(至少在他们看来)的传教般的世界体系,只是牛津学者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所言的 “名义上的帝国帝国”(imperial in all but name)。西方的霸权受到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支持,它在欧盟这一替代形式的帝国之中达到顶峰。尽管欧盟仍存在众多问题,它现在构成能够整合和稳定中东欧的唯一体系,特别是仍困顿交加的巴尔干。换句话说,如果不使用帝国体系--威尔逊主义就是其中的一个良性变体--,那么唯一能够终结战争和总体不稳定的替代方案就是权力平衡。权力的平衡是建立在去道德的国家利益之上,而不是道德原则之上。

早期现代主义在维也纳会议达到顶峰,这是一个在拿破仑战败后去道德的权力安排的制度,但它或多或少地维持了欧洲大陆在一战前一个世纪的和平,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就。因此,权力的平衡本身并不是犬儒主义,而仅仅是不够崇高,但有原则的选择。我们需要牢记的的是:欧洲历史,在技术的推动下,正在全球范围内重演。

美国的战略选择:适度的威尔逊主义,在全球推进公民社会

当现实中华盛顿和北京或华盛顿和莫斯科比七年战争中的伦敦和巴黎离得更近时,我们应当如何设想这样一个时代的战争和冲突?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时代保持克制?因为技术越是缩小距离,领土就越重要,对领土的冲动支配着思想。

想想以色列在保卫西岸和戈兰高地时是如何的困扰,以色列面临的是“空间的危机”。尽管这种趋势还未显现,但对于生活在一个洲际导弹作战、信息技术作战和远程精确打击的世界里的我们,在受到视频和社交媒体的煽动时是否也会面临这样的危机,我们需要面临的后果可能是像窒息那样的生理感触。未来的七年战争,就像十八世纪中叶那样,将是全球性的,但我们不会有相距万里的感觉。

相反,二十一世纪,在国境内的网络和信息战争将和中国南海战线或者能够侵入俄罗斯波罗的海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种作战部队相结合。战争策划者可以从理论上设想一定的速度和及时互动性,但无法应对心理层面的变化。五角大楼的紧张感乃至草木皆兵的恐慌,远甚于以色列人在六日战争时担心被几只阿拉伯军队消灭的惶恐。

因此,想象一下,由于距离的缩短而产生的冲突,虽然信息更为熟悉、计划更为周密、时间也更为持久,但仍然感觉纯粹为了生存而战,就像欧洲前几个世纪的王朝斗争一样。这些斗争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战争,也不是二十一世纪大国之间的斗争。相反,它们将是隐藏在民族主义背后的文化方面的斗争。胜利将属于那些能在国家层面进行整体战争动员的最佳文化。这一过程将被称为达尔文主义。这些冲突面目可怖,所以关键问题在于如何防止这些冲突,而最好的办法就是恢复我们的自由赖以确立的那些理念。

没有高尚原则的外交政策是没有方向、没有指导、没有目标、没有宏伟战略的外交政策。那我们的原则应该是什么呢?它应当是适度的威尔逊主义推动下的自由主义国家,它的适度性体现在在可行的情况下,在国外推动公民社会建设。公民社会通常意味着民主,但并不是普遍情况,它仍然可以同开明的独裁政治形式共存。威尔逊是一个小心谨慎的渐进主义者,不同于近些年来威尔逊主义者的理想,他十分了解将我们的价值体系强加于国外的困难。威尔逊主义集中体现了美国在现代世界的天真想法。根据塔夫斯大学历史学家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的说法,威尔逊根据自己的政治直觉制定了宏伟的战略,这在北约的建立和战后美国对日本和德国的接管中达到高潮。我认为这是一个温和的保守现实主义者,他认为保守主义的本质是,通过对一个安全没有保障的冲突世界的接受,来保存自由秩序。在这方面,保守主义是既是一种原则,也是一种技术,用以服务一个更好的世界。这不是一个悖论,它秉持了保守主义的本质,也大致勾勒了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早期著作的框架。

但交易主义外交政策(transactional foreign policy,译者注:交易主义外交政策是一种外交政策的路径,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交换,比如A国为了达成某项议题,而以另外一项议题和B国进行交换。美国有学者将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成为交易主义外交政策。)一点也不保守的,因为它没有目标,因此没有任何限制。在这种政策下,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既可以出卖盟友,参与协商,也能进行针锋相对的军事冲突。换句话说,交易主义实际上要比适度的威尔逊外交政策更冒进。保守主义强调利益。但是,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宏观发展方向同它的目标和价值观相协调时,利益才能被定义。利益、目标、价值体系:它们都需要一个长期审慎谱写的蓝图。纯粹的交易主义外交政策缺乏长期广泛的思考,它为眼前的利益所限制,就像一个纯粹生活在当下激情中的孩子,这使得政策实施者很难预测未来的实施计划。在一个空间危机阴影下的世界里,庞大海陆空军队不得不在愈加狭小的空间作战,交易主义实际上比激烈的威尔逊主义具有更大的风险。

正是由于美国开始于巴拿马,结束于叙利亚的大规模军事干预政策的一贯性,如今威尔逊主义更容易恢复其原有的敏感度,美国的第二十八任总统将保持崇高的理想,适度的应用威尔逊主义来面对一个棘手的世界。事实上,没有一定程度的威尔逊主义,如果被限制了程度,那还能有什么呢?对现实主义来说,如果没有一些理想因素,它将萎缩成犬儒主义或者变得不再现实。

丢弃任何程度的威尔逊主义就是丧失我们的国际身份。我们不像中国人和俄罗斯人那样安于自己的国际身份,它建立在帝国王朝的基础上的,目标是保护自己免受陆地入侵。历史地讲,中国和俄罗斯是陆地强国,如果他们不通过帝国扩张的方式发展力量——中国向中亚扩张,俄罗斯向中欧和东欧扩张——就会面临能否生存的风险。但美国具备其他大国都没有的优势,它是一个虚拟的岛国,没有这样的地理漏洞。因此,它可以满足全世界的理想。因此,交易主义外交政策本质上是孤立主义,但换句话说,交易主义最后会导致失败。

展望:背弃威尔逊主义,美国将陷入分裂

战争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特性。后现代战争结合了常规的、网络的、信息的、甚至先进的、低辐射的核武器,不局限于我们想要打击的地方和目标。连通性将使地区冲突迅速迁移。网络领域——从黑客勒索到大规模文件泄露——都表明,人类作恶的、侵略的、恶意的本性并没有因为进化改变。面对面互动的缺乏将加剧这种残酷性,人们不再需要鼓起勇气去面对迫使他人痛苦的后果。将来的战争将能够不需要在物理上消灭我们便摧毁我们的意志,这就是一个有限空间之内的战争形式,在那里即便是一个拥有整个大陆面积大小的国家,也将面临生存的危机。

但我们面临另一场危机:我们到底为什么而战?这似乎是一个荒谬的问题。毕竟,我们是美国人。我们有传奇般地理位置的家园,但是当技术缩短距离,我们的机场逐渐变成公共车站,越来越少的美国人能够意识到我们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此外,威尔逊主义已经完全变成精英政治在面临巨大压力时的精英项目。同时,军队的职业化仍在继续,这使得军人与市民逐渐分离。那些每天困扰着五角大楼和政策精英的弥漫在全世界的危机除了压缩编码外没有什么相似之处,直到我们开始面临某种形式的暴力。

这一切都意味着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如果不往威尔逊主义方向发展,就会成为美国民族主义和外交政策的“告别曲”,而非重生的机会,那接下就是进一步地分裂,而不是统一。

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是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欧亚集团高级顾问。他也是将于明年出版的《马可波罗世界的回归:二十一世纪的战争、战略和美国利益》(The Return of Marco Polo’s World: War, Strategy, and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作者。

翻译:李玥

翻译文章:

Robert D. Kaplan,America’s Darwinian National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September-October,2017 Issue

网络链接: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s-darwinian-nationalism-21889?page=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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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翁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