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元|身份政治、文明冲突与美国的分裂

原创 2017-12-29 孔元 法意读书

“我们时代的根本问题是,西方是否还有生存的意志。”

——特朗普总统对波兰人民的讲话,2017年7月6日

2017年已届终结,但它所揭示的政治和文化现象却没有被充分考虑。随着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全球化退潮和民粹主义崛起、保守主义复兴等都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这些讨论无疑充分揭示了2016年以来的各种政治现象及其成因,但对于如何理解美国现在的文化分裂却仍然不够。2017年9月份发生的夏洛特暴动,让人们看到了白人种族主义狂躁的一面,而作为这一事件的诱因,罗伯特·李将军的塑像也不断展现着文化政治在美国公众生活的重要价值。本文试图指明,这场文化内战引发的政治危机,其祸根在于身份政治。作为一种群体认同模式,身份政治在美国经历了从左派的解放政治向表演政治和右派的反动政治演化的历史过程。当下白人民族主义和黑人、女权、同性恋运动的对峙,是其最新表达形态。由于对“本真性”的坚持和对差异的寻求,身份政治不断瓦解美国统一国家认同,并导致美国民主政治的“部落化”,从而引发了民族国家内部的“文明冲突”。

从解放的政治到表演、反动的政治

作为一种语词,identity被用于描述个体认同的心理意识有一个过程。它在词源上起源于拉丁语的限定词idem,其基本意思是表达人或物的同一性(sameness),对物而言,它可以指代数学中的恒等式或者逻辑学中的同一性,对人而言,它要么指人在社会或法律上的地位和资格,也即社会或法律身份,要么指个体人格在时间中的持续性问题,也即哲学上所讨论的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问题[1]。受战争、消费主义和大众社会等种种因素的影响,20世纪中期的美国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无所依附的困惑和焦虑感,而当时正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将个体的精神紊乱理解为本能和欲望的冲突,因而是一个隔离于社会环境的生理现象。在此背景下,德裔美国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将identity发展为一个社会心理学的概念,以便发展一个能将社会历史内化于心理学研究视域的新学说。在他看来,identity不光是个体在时间中对自我同一性和连续性的感知,而且是个体意识到别人对这种同一性和连续性的承认[2]。这意味着个体的存在要求一种明确的自我认同(ego identity)意识,这种意识的紊乱会引发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

在这之后,美国社会学界基于反思个人主义社会理论的需要,将埃里克森侧重个体认同的概念发展为描述群体认同的社会科学概念,它在美国1960年代的激进运动中被政治化,演化出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的话语形态。斯大林的独裁暴行,引发公众对苏联模式的反感,而美国战后的经济繁荣,也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吸引力。富裕社会催生的庞大中产阶级不再关心经济和阶级剥削问题,而是对生活中的歧视更为敏感。这使得左派的反抗开始超越“经济帝国主义”,将斗争矛头指向“文化帝国主义”,通过对主流文化所强加的身份认同的反抗,这种抗争试图通过对它所排斥或鄙视的“他者”的揭示来披露自由主义一致性逻辑的局限,通过对差异性的寻求来发展专属于个体或群体的独特认同。

借助个体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口号,身份政治迅速整合了美国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和新左派运动,重塑了美国政治论争的话语,并衍生出族群(ethnicity)、性别(gender)、性取向(sex)这三项身份政治的核心议题。受其激发,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谴责白人的“文化恐怖主义”,要求专属于黑人群体的族群认同,女权运动谴责父权社会,要求摆脱家庭压迫和性别歧视,追求专属于女性的性别认同,同性恋群体号召通过出柜行动向公众坦露群体意识,更是有一个康比河公社(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组织,要求专属于黑人、女性、同性恋者的群体认同,正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宣言,身份政治才走入美国公共生活。凭借其独特的生理和文化标记,这些群体坚持“本真性”的自我意识,拒绝单一同质的美国认同,要求主流文化承认其对差异性的追求。

可以看出,身份政治是美国左翼为了回应富裕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需求,从其反抗性初衷中发展出的新抗争形式,但随着时间演变,这种解放政治发生变异,分化为左翼的表演政治和右翼的反动政治。美国左翼历史学家萨拉·摩汉迪西(Salar Mohandesi)指出[3],1960年代的黑人和女权运动,回应的是当时由白人、男性工人阶级主导的社会主义运动,通过强调自己的差异性,它的目的在于深化对各种形式的压迫和剥削的认识,从而能够使得对全人类的解放更加彻底。而到了1980年代,随着美国体制对黑人精英的吸纳,以及身份政治的主体从工人阶级、乡村社区和地方政治俱乐部向高校师生和新闻记者等文化从业人员的转变,真正的左翼精神开始衰落,身份政治沦落为精英表达文化个性的表演政治。

在其新著《自由派的过去和未来:超越身份政治》[4]一书中,马克·里拉将罪魁祸首归咎于新左派“个体即政治”的口号。他指出,这一口号将人们的权力触角深化到社会生活中,引发了公众对各种边缘群体的关注,使得美国变得更加宽容和包容,但它的反面逻辑,即“政治即个体”也延伸到政治生活中,这使得美国政治成了自我表现的伪政治(Pseudo-Politics),它不再追求通过社会动员和掌握权力来维护权益,不再关注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关注和改善共同的善,而是变成一群狭隘、排他、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自我表现和欣赏。过度强调差异就缺失了共同的美国身份,过度强调身份就忽略了日常琐碎的政治事务。

里拉进一步指出,作为伪政治的身份政治和里根以来的反政治(Anti-Politcs)的新自由主义结成一个奇怪的联盟,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是里根主义的经济表现,那么身份政治就是里根主义的文化表现,前者的拥簇集中在媒体和高校,后者的信众分布在商业和经济领域,前者追求自我欣赏,后者追求自我奋斗和成就,二者共同塑造了美国1980年代以来的自恋文化和个人主义精神,并促成了美国民主党向脱离群众的“豪车自由派”[5]的转变。

正是左派的这种转变,激化了美国白人的群体意识,发展出白人种族主义的反动政治(reactionary politics)。身份政治对差异性的关注源于其对主流文化的反抗,因此它的开展预设了一个存在等级的社会结构,由于白人文化在其中的支配性地位,身份政治成为对一个在等级性社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文化的否定性力量。但全球化带来的产业转移,恶化了美国白人劳工的经济处境,跨国移民浪潮又激化了美国白人的族群意识,亡国亡种的忧虑促使它们萌生出一种新的集体意识,使得身份政治成为美国白人表达自己受害者意识和经济、文化处境和焦虑的新标杆[6]。它在思想上表现为强调文化族群、男性中心主义、反对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运动的保守主义思潮,而在政治上发展出认同主义运动(Identitarian Movement),这一在2002年左右发源于欧洲的政治文化运动,业已成为席卷欧美世界的新浪潮,这其中美国极右翼运动领导人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便自视为白人的认同主义者,有感于白人的生存危机,它呼吁建立一个种族国家(ethnostate),以便为有欧洲血统的人提供生存和延续的安全空间[7]。

这一论断得到政治学家们的支持。早在自己2014年的博士论文《支配的丧失:族群威胁和美国政治中的白人认同》[8]中,现杜克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阿什利·热蒂娜(Ashley Jardina)就已经指出,不能将白人的抗议简单地套用白人至上或者种族主义的逻辑,而是应将其视为白人身份政治,它们通过政治抗议表达多元文化侵蚀美国的担忧。而在去年大选过程中,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政治学副教授米歇尔·特斯勒(Michael Tesler)在《华盛顿邮报》上连载数篇文章[9],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实证分析,呼吁公众对白人身份政治的关注。这一研究在将于2018 年出版的新书《认同危机:2016年总统选举和为美国价值而战》[10]中得到更详细的阐述。

身份政治与美国认同

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形式,身份政治从其产生便饱受非议,这些争论旨在表达不同群体对何为美国特性的理解,背后凝聚的是有关美国认同的几种立场。激进左派一直将美国视为资本主义的压迫势力,因而试图通过普遍主义的解放政治来超越美国认同,但由于对抗争形式的不同认识,左派分化出经济左派和文化左派两种立场。经济左派强调经济斗争,因而对文化左派的身份政治多有不满。这种批评主要有两点,其一是身份政治追求差异性,背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理想。英国著名左翼史家霍布斯鲍姆指出身份政治追求的是在一个给定的政治共同体内部谋求优惠、差别待遇或者寻求特殊对待,因此是一种宣泄、佯装的政治[11]。在霍布斯鲍姆看来,左派的政治规划是普遍主义的,它尽管可能立足于某个阶级或者族群,并在实践中表现为某种联盟或集团同盟,但它们的终极目标是普遍人类的平等和社会公正。身份政治的缺陷就在于只追求自身的狭隘利益,却忽视了超越其上的一个共同愿景,无论这一愿景是民族的,还是普遍的[12]。

其二是身份政治不关心物质基础和阶级斗争,背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平等理想。对身份政治一直持批判立场的美国政治学家阿道夫·里德(Adolph Reed)指出,左派政治的核心是批评和反抗资本主义,反对教育、医疗、住房的商品化,以便创造一个在经济上更加平等的社会。身份政治不但无法实现这一点,而且为这种不平等提供了一种精英主义的辩护,它不是阶级政治的替代,而是它的一种形式。它是上层阶级的政治,它关心的是只要自己没有因为种族或者性别而遭受不公,那么不公正就是可以接受的。因此精英机构通过吸纳黑人等进入统治阶级,便可以正当化当下的阶级结构,而不是抛弃它。

而在为身份政治辩护的文化左派看来,身份政治恰恰是反抗白人男性霸权,实现普遍解放的迂回方案。在他们看来,由于社会主义革命遥远不可期,左派当下的任务是掌握文化领导权,然后通过民主程序掌握国家政权,实现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秉持着这种态度,葛兰西、马尔库塞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左派的反抗重心应转移到对大学、传媒、教会等文化体制的渗透中来,以便通过接管社会来实现对观念潜移默化的改造。为此就需要借助身份政治,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文化多元主义实践,通过扶植边缘群体的族群意识和次国家认同,来瓦解美国种族帝国主义的体制,借此实现从占主导的白人男性群体向受压迫群体的权力转移,最终通过灭国去史将美国文明彻底虚无主义化。

与此同时,为了回应人们对身份政治狭隘群体意识的指责,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金博莉·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提出了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概念,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压迫是多重身份范畴的交叉,某个身份范畴的受害者可能是另一种身份范畴的受益者,比如一个白人女性在与男性竞争中可能会受到性别歧视,但她也可能享受某种相对于黑人女性的社会特权。交叉性概念试图为所有形式的压迫找一个公约数,为所有被歧视者找一个共同的身份,在这个层面上,尽管大家遭遇的歧视形式多样且交叉,但都能在反抗歧视上找到底线共识,因此在理论上就可以从个人或群体的特殊体验中,一般和抽象化出一个普遍的反抗理论,并在实践中解决“杂多的左派”无法结成统一战线的难题。

如果说激进左派有关身份政治的讨论,更多是关切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普遍人类理想,那么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则更多是围绕美国的国家认同来讨论身份政治。和激进左派一样,自由派也批评身份政治的解构力量。美国社会批评家托德·吉特林就指出,身份政治产生于爱国主义、公民信念等普遍主义信念的解体,不管其来源如何,它都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政治的,它无法真正安抚一个受伤的心灵,无法在一个民主政治下将少数族群的诉求凝聚成一场取得胜利的政治运动[13]。著名政治评论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在其《美国的解体:反思多元文化社会》[14]中指出,自由民主需要一个共同的根基,文化和社会才能运行,而将政治奠定在群体基础上不仅妨碍对这些边缘族群的纳入和同化,甚至会撕裂共同体。

为了调和不同语言、文化和宗教背景带来的文明冲突,以及族群意识对共同体观念的解构,自由派将美国认同理解为自由主义的个体公民权,每个人都凭其由法律所定义的公民身份,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权。通过坚持个体公民身份,该方案避免了族群意识对共同体精神的分解,通过坚持形式平等观,并将对平等的追求限定在自由民主的宪制结构之内,该方案避免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端左翼思潮,通过坚持世俗化原则,该方案稀释并淡化了美国认同的基督教背景,以便保持对移民的开放性,同时为了弥补世俗化带来的精神真空,该方案提倡用公民宗教来填补。经过这种改造,美国认同就变成了一种没有历史和文化背景的政治信念。根据这种理解,美国是一个由自然理性奠定的共和国,因此一个人不论其种族、宗教、血缘,只要能够认同美国《独立宣言》所传达的理念,就是美国认同的一部分。

由于天然契合了移民的社会背景,该方案似乎成了美国建构国家认同所能达成的最大共识,也正因为此,它成为能够凝聚美国信念的核心叙述,理查德·罗蒂在《筑就我们的国家》演讲中所追求的公民理想,以及马克·里拉对身份政治批评的落脚点,都是为了回溯到这一理想的政治愿景中。但它并不能令文化保守主义们满意,这群人坚持美国认同核心是犹太—基督教传统,因而要求少数族裔必须尊重美国国家和文明认同的前提。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中,塞缪尔·亨廷顿坚持美国政治文化是在白人文化和种族的支配下发展出来的,同时批评试图剥离其文明背景的自由主义公民方案,他指出:

有人说美国人必须在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的种族特性和一种抽象、浅薄的“公民特性”二者之间作出选择,这是毫无道理的。美国人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的核心,就是定居者所创立的、世世代代移民所吸收的文化,“美国信念”就是由它诞生出来的。这一文化的精髓在于新教精神[15]。”

在这个基础上,他将自然法和习惯法,有限政府、大宪章传统下的权利政治、平等和民治政府等理解为新教文化的特性,“美国信念是不提上帝的新教,美国公民宗教是不提基督的基督教[16]”,批评多元文主义在本质上是在消解西方文明。

正是对于美国文明的这种关切,推动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而在捍卫基督教文明方面,特朗普是认真严肃的。最近美国媒体泄露的一份提交给特朗普总统的备忘录《总统和政治战》(Potus & Politial Warfare),对此做了清晰表露。这份出自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规划室主任里奇·希金斯(Rich Higgins)之手的备忘录,将斗争矛头直指美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在发动一场颠覆美国基督教文明和特朗普政权的阴谋。希金斯敏锐地指出,美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们借用葛兰西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来制造信仰一切,也因此毫无信仰的虚无主义。在实践中,他们一方面通过对大学、传媒等文化领域的渗透,来不断制造瓦解美国文明认同的文化叙述,并通过一种政治正确的道德高压来控制异见,另一方面联合国中国(deep state)、跨国公司和银行家、民主党、伊斯兰势力,发动旨在消灭西方文明的“圣战”,而共和党建制层迫于政治正确的舆论口舌,害怕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指责,默认并纵容了这些行径,最终沦为左派毁灭西方文明阴谋的帮凶。

身份政治与美国的分裂

可以看到,身份政治在起初是处在劣势的左派针对占主导地位的白人男性文化的反抗形式,但随着左派对美国文化领导权的篡夺,它摇身一变为美国精英的表演文化,并通过和资本的结盟化身为上层阶级的政治正确。与此同时,经济和文化处境的恶化,激发了底层白人的受害者意识,使得身份政治演化为白人族群宣泄自己愤怒的新标杆。于是身份政治不再是一个边缘对中心的反抗政治,而是变成了两个自感于同处边缘的文化族群的对抗政治,左派的解放政治和右派的反动政治,形成僵持不下的两种政治化势力。

由于传统白人文化内含的厌女和敌视同性恋等问题,白人和黑人的族群对峙成为这种冲突最激烈和直接的表现。自感于在美国文化环境中的边缘地位,底层白人和黑人都成为委屈无辜的诉苦者。由于美国奴隶制无法洗清的原罪,没人敢公开质疑和否定黑人的历史冤屈,黑人在美国白人社会的弱势、愤怒和无奈,通过著名评论家塔那西斯·科茨的著作[17],收获无数同情。而由于特朗普的政治动员,那些长期被人忽视和遗忘的中西部白人,重新进入美国公众视野,当评论家万斯通过自己传记式著作《乡下人的悲歌》[18],将他们的绝望和沮丧揭示出来时,无疑给了那些骄傲自满的东海岸精英当头棒喝。

这种族群意识引发的政治对抗,使得美国迅速向部落主义(Tribalism)蜕变,从而使得一个本应塑造全国性认同的民主政治,变为在各自狭隘族群中寻求归属的部落政治,这其中一方是白人,它们通过共和党和保守主义媒体发声,一方是一个少数族裔群体和一帮有钱的白人阶级的世界主义者的集合,双方完全找不到共同语言[19]。在新近发表在《纽约杂志》上的文章《美国,一个非人的国度》中,美国著名保守派评论家安德鲁·苏利文如此形容这种对立。他指出,美国正日益分化为两个部落,“一个包含大多数的少数族群,一个是压倒性的白人;一个生活在海岸和城市,一个散布在乡村和广阔的远郊;一个信守传统信仰,一个日益鄙视所有的宗教;一个是粗俗的民族主义,另一个的眼光变得愈加全球性;双方各主导一个主流政党,并且最危险的是,它们日益疏离,密度和强度日趋增加[20]。”

如前所述,由于身份政治将认同理解为一种社会性建构,它将个体或群体的同一性视为一种文化政治的产物,从而很容易在对差异性的寻求中,由于对群体的忠诚感撕裂共同体的统一。当它将美国民主分解为部落政治时,也就分化出两个永远无法妥协的政治群体,二者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一个非此即彼的跷跷板,从而使得美国政治演化为民族国家内部的“文明冲突”,不断淬打着摇摇欲坠的自由主义个体公民的政治中道。正是意识到这种威胁,去年以来,包括福山在内的美国有识之士试图引入相对中性的阶级政治来淡化族群政治。这种观点认为美国当下最根本的困境是财富分化问题,只要借助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来缓解底层人群的生活困境,自然能够化解文化偏见所激发的族群对立。在此基础上,这些知识分子幻想着通过一个类似于“新政”的社会复兴计划,美国就可以完成新一轮的国家整合。

但恰恰是在经济再分配问题上,美国政治陷入了族群意识的怪圈。美国Vox传媒评论员扎克·比彻姆(Zack Beauchamp)早就指出,文化偏见是一个社会习俗的自然产物,它很难被富裕的社会民主制度所消除,这就是为什么西欧许多国家虽然都是强大的福利国家,但同时也是右翼民族主义的摇篮。与此同时,经济再分配在美国还面临一个内在的困难,因为美国右派已经成功地制造出一种社会印象,将经济再分配等价于对得不到支援的少数族裔的援助,“纠偏行动”就是因为给予有色人种和女性差别待遇而伤害了白人男性的感情。这使得对于强大联邦政府的抵制几乎成为中下层白人的集体无意识,尽管这样做只会进一步恶化他们的生存处境。

而对于一个新新政(New New Deal)的向往可能也只是黄粱一梦。早在2013年,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拉·卡茨纳尔逊(Ira Katznelson)就在其著作《恐惧本身:新政与我们时代的起源》[21]中指出,美国新政是罗斯福和南方白人签订的一个魔鬼契约。在他看来,由于南方的民主党人控制着国会一半的议席席和许多关键的委员会的主席职位,罗斯福为了实施自己的方案选择和对方达成交易,从而默许甚至支持了南部的种族隔离,由此导致很多穷困的南部黑人被故意地排除在新政项目之外。而2017年在美国引发热烈讨论的两部著作,又将对新政的解构推向新的高度。在其《法律的肤色:美国政府隔离的黑历史》[22]中,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理查德·罗思坦(Richard Rothstein)指出,新政时期的种族隔离不是私人行为,而是公共权力有意为之,通过描述联邦政府的住房分配政策,他揭露了联邦政府利用公权力来人为制造种族隔离居住的黑历史。这种失望引发了范德比尔特大学历史系教授杰斐逊·考伊(Jefferson Cowie)23对整个新政的否定,他指出,美国新政只是一系列特定情势的聚合,它是美国政治的大例外,因此根本无法为任何重建的努力提供示范。

这种解构,不仅瓦解了整个进步主义史学对于新政的乐观形态,也彻底将美国文化引向一场强调分歧和对立的文化寒冬。而黑人、女性、同性恋等群体高扬身份政治的金色招牌,纷纷在公共生活中宣泄不满情绪,不但无助于缓和本已恶化的公共性,而且人为地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排他的对立面,从而使得白人男性有充分的理由喊冤叫屈,对抗咄咄逼人的文化左派。也正是这种不理性的愤怒,彻底扭转了身份政治的历史朝向,将一个通过差异寻求解放的普遍主义诉求,发展为通过差异再造压迫的反动政治,从而使得任何性质的和解都变得不可能。

面对这种形势,左右两派似乎都没有妥协的打算,特朗普计划通过“经济民族主义”和边界修墙的方式来重建美国的白人认同,而民主党则盘算着保持美国移民体系的开放,通过不断对美国本土的渗透,让中西部那些被希拉里称为“粗鄙的(deplorable)”白人从地球上消失。由于白人男性享有先天的同质性优势,它的族群意识足以演化为一股汹涌的民族主义运动,但随着白人人口比例的下降,这种民族主义能否做到力挽狂澜仍未可知。左派虽然控制着文化领导权,但“杂多的左派”如何塑造一个超越种族、性别、性取向等身份政治的认同模式,打造一个让人们有归属感的政治联合,并最终通过政治行动将这个国家从财阀统治中夺回来,仍有待于观察。相信这种胶着状态,将逼迫双方在相互埋怨和嫌弃中继续生活,而身份政治的漩涡,也将不断消磨美国人的公民意识和爱国心,从而使得它愈发远离统一共同体的政治理想。

这并不是一个仅限于美国语境的政治和思想问题,而是整个20世纪文化思潮转向的一个表现。身份政治继承了1960年代西方左派思想的革命理想,但却由于苏东剧变和中国改革开放引发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而失去了其内在的解放性,并进而在1980年代迅速和里根主义结合,以个人主义的姿态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方式融入发达资本主义文化内部。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完成了新的中心和边缘支配,人员、货物和资本的全球流通,最终瓦解了同质均匀的中产阶级民主政治,从而在全球制造了一个虚无主义的文化黑洞,使得整个世界在去政治化的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的文化荒漠中狂欢。正是这种文化虚无,催生了自己的对立面,它表现为以传统和集体性为主要诉求的全球保守主义运动,尽管借助了身份政治的话语方式,它早已超脱出其原来的文化语境,发展为追求同质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民族主义运动,它同时否定左派的国际主义和右派的全球主义,从而完成了对整个20世纪的反动。伴随着这种反动,一个幽灵,19世纪民族国家和种族资本主义的幽灵,悄然回归。

文章脚注

1 沈亚生:《人格同一性问题的思辨》,《哲学研究》,2000年第3期。

2 Erik Erikson, Ego Development and Historical Change: Clinical Notes, in Erik Erikson, 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1980, p. 22. Erik Erikson, The Problem of Ego Identity, in Erik Erikson, 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1980, pp. 108-110.

3 Salar Mohandesi, Identity Crisis, Viewpoint Magazine, https://www.viewpointmag.com/2017/03/16/identity-crisis/.

4 Mark Lilla, 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After Identity Politics, New York: Harper, 2017.

5 Steve Fraser, The Limousine Liberal: How an Incendiary Image United the Right and Fractured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6.

6 Laila Lalami, The Identity Politics of Whiteness,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November 27, 2016, p. MM15.Thomas B. Edsall, Donald Trump’s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4,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8/24/opinion/donald-trump-identity-politics.html.

7 https://www.revealnews.org/episodes/a-frank-conversation-with-a-white-nationalist/.

8 Ashley Elizabeth Jardina, Demise of Dominance: Group Threat and the New Relevance of White Identity for American Politics,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14.Ashley Jardina, White identity politics isn’t just about white supremacy. It’s much bigger,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6,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mphtml/news/monkey-cage/wp/2017/08/16/white-identity-politics-isnt-just-about-white-supremacy-its-much-bigger/.

9 The education gap among whites this year wasn’t about education. It was about race,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6,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6/11/16/the-education-gap-among-whites-this-year-wasnt-about-education-it-was-about-race. How racially resentful working-class whites fled the Democratic Party — before Donald Trump,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1,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6/11/21/how-racially-resentful-working-class-whites-fled-the-democratic-party-before-donald-trump.Views about race mattered more in electing Trump than in electing Obama,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2, 2016, https://www.google.com/amp/s/www.washingtonpost.com/amphtml/news/monkey-cage/wp/2016/11/22/peoples-views-about-race-mattered-more-in-electing-trump-than-in-electing-obama/. Michael Tesler and John Sides, How political science helps explain the rise of Trump: the role of white identity and grievance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6/03/03/how-political-science-helps-explain-the-rise-of-trump-the-role-of-white-identity-and-grievances.

10 John Sides, Michael Tesler & Lynn Vavreck, Identity Crisis: The 2016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the Battle for the Meaning of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11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39-642页。

12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身份政治与左派》,载《汉语言文学研究》,易晖译,2017年第1期,第41页。

13 Todd Gitlin, The Twilight of Common Dreams: Why America is Wracked by Culture Wars,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1995. Todd Gitlin, Letters to a Young Activist,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p. 127.

14 Arthur M. Schlesinge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8.

15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16 同上,第89页。

17 塔那西斯·科茨:《在世界与我之间》,于霄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

18 万斯:《乡下人的悲歌》,刘晓同、庄逸抒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19 J. D. Vance, Why Race Relations Got Worse, National Review, August 29, 2016 Issue.

20 Andrew Sullivan, Can Our Democracy Survive Tribalism?, New York Magazine, September 18, 2017 Issue.

21 Ira Katznelson, Fear Itself: The New Deal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W. W.Norton & Company, 2013.

22 Richard Rothstein, The Color of Law: A Forgotten History of How Our Government Segregated America,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2017.

23 Jefferson Cowie, The Great Exception: The New Deal and the Limits of American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本文转载自《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12期,感谢杂志和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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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宫尔羽